中超改名能发现什么良心？硬要一刀切=自宫

北京时间12月14日，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“专项治理”工作会议上，中国足协表明了强硬的“限薪”和“改中性名”立场。

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改革中走在最前列的项目，正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最高，所以其所触碰的矛盾，也最尖锐。

在此之前，笔者曾经用《不尊重投资人的足球改革 只能在伪职业化的路上越走越远》一文，对中国足球的改革进行了剖析。

现在看来，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模式，是当下足球改革矛盾中最集中的体现。

1、关于限薪令的小道消息

在足协“拨乱反正”的这两大举措中，笔者一直是支持限薪的。但限薪需要投资人去自己决定，而不是由行政命令搞个“良心发现”，来越俎代庖。

私底下，有些小道消息说，限薪这个事，其实是俱乐部们顶不住，在推足协顶缸。

2020年的足球和资本市场，充斥着扑朔迷离的传闻。

广州恒大的后台母公司，今年就资金链不稳辟了几次谣。其主营的房地产7折卖得很欢；据说恒驰工厂也接待了好几批领导参观，首批次车开过来开过去，都下线好几次了。

而江苏队拿了冠军后，其背后的控股公司将自己全部股权质押给了淘宝，亦引起外界一片惊呼。

据“懂行的人士”分析，所谓“江苏队的背后控股公司”只是碰巧戴了个大帽子，其质押的股权对于整个母公司只是毛毛雨，不过是为了与“淘宝国”搞合纵连横，送个“质子”过去当人质。

但遭遇了疫情打击以及多年疯狂投入不见效果，再加上16家俱乐部今年注销的旁证，还是让外界看到了各家俱乐部面临收缩银根的难题。

毕竟不是每家都能像上海XX这样，把盈利的账目做得四平八稳的。

问题是，降薪砍这么狠，谈何容易？

以前出有车食有鱼的从业者们，现在就给几个肉夹馍加碗鸡蛋汤，这要是失了人望、闹起兵变，球队的红旗还怎么打？队伍还怎么带？

所以才有了俱乐部们一致“央求”足协强硬出面，来当替罪羊的说法。

不过，不论这一小道消息是否正确，限薪确实有利于遏制中国足球畸形发展、挤出虚假繁荣的脓包。

当下中超的限薪举措，是参考了各国主要联赛规则和收入制订的。球员税后到手的收入，与日本J联赛的主力基本持平。

但中国职业球员和国民平均收入的比值，肯定还是要高于日本，毕竟我们的生活成本是相对低的。

有人分析认为，降薪对于推动球员出国毫无作用。因为中国球员出不去不是因为国内薪水高，而是水平不够。

其实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的海外球员，并非人人都是孙兴慜，也有很多在德乙或者葡超、比甲甚至奥超效力。

这些韩日当打国脚在欧洲二级联赛得到的收入，也要高于其在国内的薪水。而且越是年轻的球员（通常年收入不超过1000万日元即60万人民币），在日韩论资排辈的体系下，留洋的愿望越强烈。

所以限薪，肯定是有利于激发年轻球员走出去的欲望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年轻人在欧洲接受的挑战和锻炼，要远强于本国联赛。

也就是说，球员出国踢球与否，最看重的，其实不应该在收入方面。

2018年世界杯，吉田麻也在喀山日本国家队基地接受笔者采访时，就一再表明了在欧洲踢球所获得锻炼的好处。

“在那种压力下面对比赛的锻炼，是海外国脚最大的收获。”

不要看不起德乙或者英冠球队，查验一下交锋史，中国国家队真踢不过的。

2、改中性名纯属生搬硬套

比起限薪，要求俱乐部改中性名遭受批评的声音更大。几乎所有中超俱乐部所在城市媒体，乃至国安、泰达等五家俱乐部的球迷会，都对此表示了质疑。

当然，不愿意充分听取媒体的声音，不尊重球迷的想法，也一直都是中国足球决策者的一大特点。

大概又是某位领导定了基调，搞得足协跟吃了一瓶西地那非一样，准备一硬到底。

改中性名——纯属不顾中国足球发展现状，生搬硬套其他国家举措的大乱政。

欧洲的主要职业俱乐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很多俱乐部都是来自于业余球会。

曼联当初还叫牛顿希斯LYR队的时候，是一群铁路工地工人组织的球会。

皇马在得到“皇家”加衔前24年，是一群踢街球的人在一个街心空地上组建的。

而AC米兰的最早球员，是一群在杜诺德宾馆喝醉的球迷。

至于球迷会员制的德甲，更是伴随着工业化，工人和城市手工业者聚集而诞生的。

欧洲足球在早期甚至还经历过拒绝职业化、禁止买卖球员的时期。其球队和联赛的沿革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单一母公司投资的属性存在。

这一演化过程和从全民所有制足球体工队改制而来，引入单一母公司大投资者进行职业化改革的中超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3、 J联赛的股份制是怎么回事

支持中超改中性名的很多人不断举日本J联赛的例子。

确实，1993年日本足球从企业联赛改职业联赛时，就要求各地俱乐部都起中性名。

日本J联赛的很多框架，是以德甲为蓝本设计的，这一设计当下就是在德国本家，也因为莱比锡红牛打破“50 1条款事件”，而备受争议。被认为制约德甲的发展。

问题是，日本J联赛93年从企业联赛改职业化，要求企业队改名，并不是只改一个城市中性名这么简单的。

因为在改名的同时，各家俱乐部还实现了彻底的俱乐部股份化，并非由单一母公司完全控股提供资金。

而这种模式在中国当下要想实现，困难重重。

我们看看浦和红宝石的例子。

浦和红宝石株式会社的前身是三菱重工业足球俱乐部。

1992年J联赛发足时，该俱乐部只有一个投资赞助商——三菱自动车，注册资本5000万日元。

平成8年即1996年，浦和第一次股份制改革，增资到9000万日元。埼玉市和埼玉县两个自治体分别购买了俱乐部5%的股份入股，三菱自动车自己依旧拥有90%的股份。

这等于是说，山东省和济南市分别买了鲁能泰山5%的股票。

此后在平成12年，也就是2000年，浦和的股份被稀释成了29家股东 2家地区县市政府，增资到了1.6亿日元。

其俱乐部最后一次改制为平成29年（2017年）实施的，俱乐部目前由43家股东 2家县市出资，总资本2亿7280万日元。

其中，俱乐部最大的股东是拥有2030股的“钻石FC伙伴株式会社”，股份占比为50.75%。

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原来浦和俱乐部的母公司，总部设在东京都港区的三菱重工业本社大楼里。

三菱的两家企业，三菱重工和三菱自工公司，通过在“钻石FC伙伴株式会社”的占比，分别持有浦和红宝石30.8%和19.8%的股份。还有0.15%是属于公司事务所的。

埼玉县和埼玉市的股份从5%降到了4%，分别有160股。可口可乐日本、三菱重工、埼玉县信用金库（银行）等等都是80股，占比2%。

当地的报社埼玉县新闻社有40股占比1%，麒麟麦酒株式会社占比0.75%……

45家股东，这每年的股东会开得就很热闹，当然制作预决算的俱乐部损益报表，也是个辛苦差事。

由此可见，没有一家大的投资股份占比超过50%，浦和是完全的股份制。

川崎前锋的前身叫做川崎富士通队，成立于1955年。沈祥福、魏克兴、杨朝辉等中国球员都曾经在此效力，并担任过教练。

1996年，川崎富士通宣布职业化后，改名为川崎前锋，并在1999年成功晋级为J联赛球会。

这家俱乐部目前由36家公司共同出资，富士通株式会社和富士电机株式会社是俱乐部的大股东。此外还包括石川商事、株式会社稻村制作所、大川町工业团地协同组合等等。

俱乐部主场所在地政府川崎市和当地的主流媒体神奈川新闻社，也都是俱乐部的股东之一。

和浦和不同的是，川崎俱乐部有一个特殊的持股群体——个人持株者，也就是个人俱乐部投资者。

这些个人投资者组建了“川崎前锋持株会”，是整个俱乐部的36家股东之一，其代表了405名个人会员的利益。

这405人是在2003年1月购买的俱乐部股份，最少可以买1股5万日元（3148人民币），最多个人持股，不能超过9股（45万日元，大致相当于日本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）。

这个持株会有点像川崎的各行业协会，包括类似中国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商店街商会会长、当地有名的寺庙住持等等，算是为俱乐部宣传助威的一批社会贤达。

他们获得的好处，就是在主场等等力球场的大门口立名牌、获得持股股东会员证、参加各种俱乐部的活动；以及每个主场比赛，都能拿到一张自由席的球票（不是有座位号的指定席、而是便宜的自由席）。

川崎的大股东富士通公司只拥有俱乐部20%的股份，持株会则有大约9.6%的股份。

由此来看，日本的各家俱乐部的股权都是相当分散的，持股的公司和个人覆盖面大，有利于提升俱乐部的影响力，增加关注球队的范围。

4、合则用不合则弃？

但是，如此碎片化的俱乐部持股模式，在当下的中国容易实现么？

想想已经消失的辽宁俱乐部当初不完整的改制，辽宁省体育局作为俱乐部持股人，和几代投资者发生的龃龉。不难想象这样碎片化的股份所有制，在当下会出现怎样的混乱。

中超联赛也要像J联赛这样，改造成城市市民俱乐部，可能么？

当下国内俱乐部依靠比赛门票都无法抹平租赁球场和安保的费用，再加上版权和赞助的收入也难以实现盈利，皆要靠母公司输血维持。

所谓投资足球俱乐部，其实是意味着所有股东每年增加一笔开支罢了。

有多少人愿意出资买足球俱乐部2-5%的股权，当每年持续掏钱、却在俱乐部说话不算数的冤大头？难道只靠“情怀”？

难道再由地方政府们出面，以批地、给工程承诺或者免税的模式，帮助俱乐部扩股增资么？

那是向市场化进步了？还是倒退了呢？

职业足球的“民进国退”是大势所趋。但是，现在中国哪家投资足球的民营企业能够从足球本身赚到钱、哪怕做到收支平衡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放着每年1000-2000万最容易出售、可以帮助俱乐部缓解资金难题和肉眼可见广告效应的球队冠名不用；

不考虑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、企业特点；不考虑足球从业人员的演化过程——从类似公务员的专业化改为企业的聘用制；不考虑中国足球与欧洲和日本足球的差异。

非要在还不成熟的情况下，搞这种城市中性名。

这样的改革，难道不是和金元足球大跃进一样，是矫枉过正、超前于中国足球发展的么？

在过去，中国足球的改革者们没少提J联赛，把J联赛的崛起当做考察对象和学习榜样。

但是类似中超联盟的J联赛委员会和日本足协的关系这一点，当下的中国足球管理者怎么就不愿意去学学呢？

改别人的时候，言必称学习国际先进性；该改自己的时候，又强调中国的特殊性。

“合则用不合则弃”这句话，很适宜评价当下的中国足球改革吧。